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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 在达沃斯演讲:超大型公司正垄断全球! 这是痛苦的历史阶段

资金圈 2019-06-20 02:39:15


世界经济论坛现在每年都会邀请我就全球局势发表看法,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我原本打算用半小时陈述观点,再用半小时回答各位的问题,但最终我不得不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发表演讲,因为我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01

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在我看来,我们正处在相当痛苦的历史阶段。


开放的社会面临危机,而各种独裁的政权和“黑手党”国家—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为代表——却正在崛起。特朗普希望把美国建立成一个“黑手党”国家,但他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宪法、各种机构以及充满活力的民众不会允许他得逞。

 

不管喜不喜欢,我和我的基金会都在为捍卫过去的民主成果而战。我的基金会过去专注于所谓的发展中世界,但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开放社会也受到威胁,我们选择将一半以上的预算投入到美国和欧洲,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将对全世界造成负面的影响。

 

然而光捍卫过去的民主成果还不够;我们必须维护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以抵御未来的侵蚀。开放社会的敌人始终存在,每一代人都应该致力于呵护开放社会得以存在的环境。

 

对此,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有原则地反击。开放社会的敌人尝到了胜利的甜头,因此变得肆无忌惮,而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反击的机会。匈牙利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

 

我的基金会过去的目标是“保护开放社会免受敌人侵害,树立政府责任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但如今的形势已经恶化。不仅开放社会的生存面临挑战,就连我们整个文明的存续都面临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对此负责。为了掌控权力,他们愿意拿核战争做赌注。

 

但问题的根结还不在此。人类利用自然来实现建设和毁灭的能力不断增长,但自我管控的能力却无法与之匹配。

 

我们常常忽视了核战争的巨大威胁。确实,美国拒绝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这无形中将美国推向了核战争的道路。朝鲜因此有强烈的动机迅速发展自己的核能力,这反过来又刺激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用发动核战争来预防核战争,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战略。

 

事实就是,朝鲜已成为核国家,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扭转这个局面。唯一合理的战略就是接受这个现实。

 

这就要求美国与所有相关方进行合作,首先就是中国。在牵制朝鲜的问题上,中国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但不太愿意使用。如果对朝鲜施压太狠,朝鲜政权可能会垮台,大量朝鲜难民将逃往中国。另外,中国对美国、韩国和日本心存芥蒂,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对它们有过多帮助。

 

人类文明面临的另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这也导致了被动迁徙的发生。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对世界的威胁,但这应该只是暂时的,到2020年或更早的时间,这种威胁将会消散。特朗普树敌明显多于树友,这就是我认为民主党为何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原因。

 

我个人的目标是要帮助美国重建一个有效的两党制。这不仅需要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获胜,还要求民主党力争实现非党派的选区重划、任命合格的法官、程序合理的民调等目标。


 


02

IT行业的垄断地位 

 

我想多花点时间来讨论另一个全球性问题:大型IT平台公司的崛起和垄断行为。

 

这类公司往往扮演着创新和自由化的角色。但随着脸书和谷歌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反而成为创新的阻力,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它们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公司通过榨取环境来赚取利润。采矿和石油公司榨取自然环境;社交媒体榨取的则是社会环境。后者的行为更加恶劣,因为社交媒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已经对民主的运转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选举的公正性。

 

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典型特征是人际网络和边际收益,这也解释了它们迅速成长的原因。网络的效应确实超乎想象,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脸书花了八年半时间积累了10亿用户,随后又花了四年多时间再度获得10亿用户。按照这个速度,不出3年时间脸书的用户增长将陷入停滞。

 

脸书和谷歌垄断了一半以上的互联网广告收入。为了保持领导地位,它们需要扩大网络,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目前,这两家公司为用户提供了便利的平台,用户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越久,给它们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内容提供商也给社交媒体的盈利做出了贡献,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社交媒体。

 

脸书和谷歌惊人的利润也主要得益于它们对平台上的内容既不承担责任,也不支付费用。它们声称自己仅仅是内容的传播者。但是近乎垄断的地位也使它们成为了公用事业一样的实体,从而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以便维护市场竞争、创新以及公平和公开参与性。

 

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广告之上,它们真正的客户是广告主。但新的业务模式正在形成,不仅依赖广告收入,还直接向用户销售商品和服务。社交媒体利用掌握的数据,通过差别定价的方式将服务打包出售,以此获得更多利润。

 

社交媒体公司通过欺骗的手段,故意将用户的注意力转移到它们提供的服务上。这种行为十分有害,尤其是对青少年。互联网平台与博彩公司颇具相似性。赌场开发的技术能将赌徒引导到特定的赌桌,让他们输光所有钱。

 

社交媒体公司也一样,他们正在引导人们放弃自主思考的能力。对民众思维的塑造力正越发集中到少数几家公司手中。我们需要努力捍卫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称的“思想的自由”。而对成长于数字时代的人们来说,一旦失去,就难以重获这种自由。

 

这种状况也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失去思想自由的民众很容易被操纵,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不仅如此,更加危险的局面即将出现。

 

但面对集权国家规模巨大且成长迅速的市场,美国IT巨头也不得不选择低头。这些巨头的股东们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主宰,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自己垄断地位的奴隶。对这些巨头而言,其全球主导地位被打破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达沃斯正是宣告这个时点即将来临的重要场合。政府的监管和税收措施对这些IT巨头不利,欧盟竞争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也将对它们当头棒喝。

 

IT巨头垄断地位与不平等加剧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识到。股权集中在少数几个股东手中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垄断巨头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结果就是,垄断巨头吞噬了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初创公司。它们还准备占领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新领域,例如无人驾驶汽车。

 

创新对失业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欧盟(尤其是北欧国家)比美国更有远见,它们保护的是工人,而非就业岗位。欧盟愿意为失业工人的再培训或再就业买单,这给予了北欧国家工人更大的安全感,从而使他们比美国的工人更愿意拥抱科技创新。

 

而互联网巨头则没有意愿为自身行为的社会影响承担责任。在美国,监管机构的威慑力也不足以应对互联网巨头的社会影响力。欧盟则不太有这样的压力,因为欧洲目前还没有形成互联网平台巨头。

 

在对待垄断的态度上,欧盟和美国存在差异。美国的法律主要针对通过收购行为所产生的垄断,而欧盟的法律则禁止一切垄断行为。另外,欧洲法律对隐私和数据的保护力度大于美国。

 

美国法律采取了一种奇怪的解释:对垄断造成的损害的度量取决于价格上涨的幅度。这几乎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因为互联网巨头提供的服务多数是免费的。

 

欧盟花了七年时间来搜集有关谷歌垄断的证据,但在欧盟竞争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的努力下,证据搜集的进程大大加快,甚至影响到了美国民众对待谷歌垄断问题的态度。



03

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应对措施

 

三十年前,我在前苏联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国际治理与合作,那时的欧盟还处在崛起当中,而前苏联则不断衰落。

 

今天的国际潮流则是民族主义。俄罗斯正在复兴,欧盟则面临放弃价值观的威胁。 

 

正如大家经历的那样,随着前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了推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黑手党国家”。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拯救欧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这主要是因为过时的条约和对紧缩政策的迷信拖累了经济。原本属于主权国家之间的自愿联盟变为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联盟的自愿和平等性随之丧失。

 

其结果是,目前很多人不认同欧盟。作为欧洲重要国家的英国正在退出欧盟的过程中,而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则极其反对欧盟的价值观。其他一些国家中,反欧洲的政党正在崛起,这包括了奥地利的执政联盟。意大利也将在今年3月份举行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大选。

 

那么应该如何防止欧盟放弃原本的价值观呢?我们需要对欧盟进行彻底的改革。

 

从欧盟层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欧元。是要求所有成员国最终采用欧元,还是永久维持现状?按照《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答案无疑是第一个选择。但欧元所表现出的缺陷却是这个条约所未能预见的。

 

我坚决反对放任欧元的问题,让其威胁到欧盟的未来。摆在面前的事实是,那些不符合资格的国家踊跃申请加入欧盟,而那些符合条件的国家却反对欧盟,保加利亚是个例外。

 

另外,我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内部,或者最终重新加入欧盟,但如果加入欧盟意味着采用欧元,这种设想就不可能实现。

 

欧盟面临的出路可以归结为在“多速”和“多轨”之间的选择。按照“多速”的模式,成员国必须事先就最终的结果达成一致;按照“多轨”的模式,成员国可以通过自由结成联盟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很明显,“多轨”模式更加灵活,但欧盟官员却青睐“多速”模式,因为这更有助于维持欧盟结构的完整性。

 

从成员国层面来看,其政党整体与时代脱节。以往的左右翼之分已被亲欧洲和反欧洲之分所掩盖。

 

在德国,近期的选举结果使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难以维系。

 

在英国,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其内部在是否脱欧的问题上均存在分歧。这加大了脱欧谈判的复杂性,也使英国在决定其作为国家对欧洲的态度上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其他欧洲国家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处境,但法国是个例外。

 

从选民层面来看,由欧盟之父让·莫内创建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已失去活力。现在,我们需要把针对欧洲机构的自上而下的程序与针对选民的自下而上的程序结合起来。


迄今为止,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示出最为积极的态度。他当初参加竞选时就获得了亲欧洲选民的拥护,目前他的战略重心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而这也需要得到选民的支持。

 

尽管我花了那么大篇幅分析欧洲局势,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洲发挥的作用将重要的多。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中国纳入到全球治理的框架中显得十分重要,这有助于避免摧毁人类文明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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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当年接见索罗斯时问金融和股市怎么监管 索罗斯这样回答(全文)》


这是2001年9月17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乔治·索罗斯时的谈话。索罗斯是美国金融界人士,长期从事国际资本运作,在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


朱镕基: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你寄给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和你见面。你是从美国飞日本再飞北京的吗?

索罗斯:经过蒙古飞过来的。

朱镕基:袭击事件发生时,你在美国么?

索罗斯:已经离开了。

朱镕基:我对9月11日美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感到震惊,表示慰问和哀悼。据我所知,目前已有51位华人丧生。

索罗斯:我很难过。

朱镕基:其中两位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其他的都在世贸中心工作。我刚刚看过电视,有一个华人家庭的夫人和孩子,他们在流泪,我也流泪了。你认为这次袭击事件会造成多大影响?

索罗斯: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趋势,如经济步入衰退期、消费者心态谨慎、美联储利率下调、股市下跌等等,都将因这次事件而加速发展,时间会提前、速度会加快。当然,衰退期也会因而缩短,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同时,美国人减少了外出,这等于将需求延滞到将来,有利于财政和货币稳定。总之,经济下滑趋势会大大加快,但持续时间会缩短。至于此次事件对美国会造成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作何反应。美国人当前普遍感到愤怒,但如果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伤及阿富汗或者其他国家的平民,将导致恶性循环,希望能够避免。

朱镕基:我们也担心美国过分的反应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使矛盾更加激化。我们理解美国人民的悲痛,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为了找到拉登,造成平民伤亡而酿成悲剧的结局。

索罗斯:我个人认为,拉登是一个邪恶的天才,此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策划显示出他的远见。阿富汗内部有许多武装分子反对他,几乎在袭击事件同时(或前一天)发生了针对马苏德(即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任阿富汗北方联盟将领,2001年9月9日被谋杀)的自杀性袭击,而马苏德就是本拉登的对头。所以,拉登对美国的军事反应是有心理准备的。

朱镕基:你比较肯定拉登是主谋?

索罗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猜测。

朱镕基:大多数人原来预计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这种预计会不会因袭击事件而改变?

索罗斯:袭击事件前,美国经济已下滑至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下滑主要集中在技术产业,消费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消费经济基本不受影响。而现在,已有迹象表明,消费开始受到影响,经济下滑进入到第二阶段。而正是由于此次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我现在反而更认为,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但技术产业由于投资过热,其复苏所需时间更长一些,可能要几年。与目前状况最为相似的是1973年,当时股市繁荣,结构不合理,客服这种状况用了十年时间。

朱镕基:国会已授权布什总统动用400亿美元处理袭击事件,如果发动战争,这笔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几年将出现财政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索罗斯:可以刺激美国经济,但对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将产生不利影响。我原来预期美国经济会下滑,因而大量购买国债,但今天我已经开始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的长期政府债券,不过不会卖出6个月的短期债券。

朱镕基:这就是说,美联邦政府会大幅度地降息?

索罗斯:短期利率会下降,而长短期期利率只差会进一步扩大。

朱镕基: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完了,现在看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索罗斯:我很高兴时隔 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是经济学家,请你说一下。

王梦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镕基: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 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 2550 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 1000 亿至 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 400 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 500 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 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 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 3%至 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镕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 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镕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我们每年 400 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镕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镕基:欢迎。

索罗斯: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镕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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